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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

宪法学教学教材、课程设置、授课内容与方式等尤其严肃，服从于总体教学目的，那就是注重宪法课的实践品性，强调宪法作为法律之一种，即强调宪法的法律品性而非政治品质，将学生培养成为能够运用宪法知识的从业律师。等上课后，发现教材的确是需要的，不像国内，仅作为考试的参考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概念分别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判例中，一是法官在判决中如何区别制造与商业，一是在判决中区别直接与间接，一是在判例中阐述什么是警察权力。这么庞大的课程体系，如果一学期的宪法课上下来，我相信，不是马歇尔附体，就得麦迪逊还魂。四是包括宪法史在内的宪法一般理论。即使学生上课不发言，内容也是一定要事先预习的，相关问题也是一定要事先准备和思考的。从内容上看，如果学生事先不预习，上课根本就不知道讲到哪里，老师在说些什么。

这使我体会了什么是判例法教学。我观察到的现象是，每位同学都认真阅读这些材料，在此基础上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样的主张之下,所有的个体行为都可以和法律牵涉上关系,当然所有的原始社会也便有了法律。

〔36〕 其中,美国人类学家摩尔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新派人类学家当中,克里福德在下文对文化概念的历史性考察中流露出了这种认识的提升:(文化概念)过于与有机的形式和发展的预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地方性的习俗和习惯法既被殖民政府的统治所捏造和建构又受到它的排斥。对于分支学科的有用性问题,在其他社会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中也有同样的反映。

〔55〕这一神话隐含的预设是,欧洲文明的基本特征在乎法律,并在定义上与以缺乏法律以及文化过剩为特点的所谓野蛮人的异文化形成对立。这两种观点又分别以葛拉克曼和博安南为代表。

〔34〕因而,作为此次会议的组织者,斯达和科利尔的初衷便是要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取向给予重新定位:不是再去问社会是如何平静地解决纠纷的,大多数的时候是要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个体和群体是如何利用法律资源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血缘关系是自然的或天生的,而通过婚配所出现的亲属关系则被美国人界定为是法律上的关系。其研究的方法是个案研究方法,并以此来提供丰富的民族志背景。但施耐德认为,所谓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分,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西方的型构。

〔40〕这里最看重的是非对称的权力关系,由此,阶级的利益和斗争便被凸显出来。一个文明人的国家只有一位国王、一部法律、一种信仰;而野蛮人的国家没有单一的主权,没有法律,没有单一的神,有的只是要求顺从的多种多样混乱不堪的权威形式。实际上,这类争论也是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间的争论。这就使得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对部落社会生活进行考察时,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发明一套所谓的分析概念系统以应用到我们的研究当中去。

3.继嗣群体是通过外婚制以及一系列的婚姻交换而联系在一起。〔42〕这样的观点给政治法律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到了18世纪,这个词则是用来指涉文明的思想方面,这里的二元对立是明显的,那就是思想与物质的对立。更为具体地说就是,文明等同于私人的财产权;法律的秩序被看成是统一的、和谐的和自主的。

这样一种西方神话的建构绝不单单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因为对于社会的一种进化论的解释框架,无疑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者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即在于,尽管一个社会与一个社会在制度上千差万别,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等级序列,通过这一等级序列,每一个社会都会逐渐达到社会发展的顶点。〔57〕 19世纪诞生的欧洲民族主义为由语言、法律和传统而统一起来的同质性的和排他性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和强制提供了新的契机。这样一种观点与强调文化独特性的路子是不大相同的。〔51〕 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曾将法律描述成为是一种想像真实的独特方式。〔58〕 六法律民族志 人类学与民族志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民族志引起法律学家注意的是其叙事和解释的魅力。塔这个字在当地人的眼中意味着是亲族们在一起居住的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再是关注规范体系或者是纠纷的过程,这里的章节是要分析法律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那里控制社会行为的机制令西方人大为惊异!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不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只是通过亲属关系就组织在一起的有序社会。

早期法律人类学家显然是站在了人的天性中有追求正义取向的自然法一边,但他们共同的研究取向是强调,这种追求正义的天性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现代法律人类学家对于这种文化分类具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转而关注特定的文化中真实的法律过程。

马什比的印第安文化可能会不经意地被当成是每天的构成要素,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却成了首尾连贯的、其各种要素放在一起就像是一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在这篇名为吉力马札罗山习俗的历史与再界定的文章里,她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不管是以文化还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法律终究只是一种行动方式。

从梅因到涂尔干以及韦伯的法律进化观模式,都从学理上强化了西方与西方以外的文化之间的这种刻板印象上的对立。〔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有关法律问题的人类学研究,都在试图描画出特定人群或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也是1985年8月在意大利科莫湖畔的贝拉焦举行的民族志:历史模式与法律的演进会议的主题。在这一经验中,小而静态的、以亲属为基础的、受到习惯和带有惰性的习俗约束的社会群体,就由一种欧洲认同的虚幻的倒置以及殖民的统治所创造出来。

城市的这种儒雅的文化于1772年首次被命名为是一种文明。他坚持认为,法律这个词汇在西方世界中就是一种习俗系统,这对于民族志和文化比较来说并非是一种适当的分析系统。

斯达和科利尔就试图将冲突解决的概念当成是法律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法律秩序都会产生出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因而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冲突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人建构了一种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并有意将文化价值搁置在自然价值之上。

把法律看成是一种文化实存就意味着要寻找法律的实存结构,看到其符号和象征,看到其虚构和幻想的展示及表演。很明显,这种研究取向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律行为制度化的形式方面,并将法律案件的处理结果看成是由应用成文法典所导致的。

因而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分也许并非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带有历史特殊性的文化建构,或许并不能够在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发现这样的文化逻辑。我们应当在这样一种法律概念下来探讨问题,即法律是一套包括习俗在内的紧密相连的规则。法律人类学家试图从这种描述中归纳出具有权威效力的法律规则。历史与权力关系的讨论是《法律研究中的历史与权力》一书的核心主题。

稍晚一些时候,美国持社会进化论观点的律师兼人类学家摩尔根(L. H. Morgan)亦在1877年发表了《古代社会》这一名著,并由此而影响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大多是个案研究的描述方法。

独特的法律与独特的国家连接在一起。5.最后,随着原始财产的发展,继嗣群体日见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有着疆界的国家的出现。

〔12〕而且这些研究大多是有关原始人,即西方的殖民地人民的〔35〕 这一转向是对先前法律人类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扬弃。